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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视角独特 反对套用西方学术术语
添加时间:2016-1-29    阅读次数:18433
研究视角独特 反对套用西方学术术语

著名汉学家孔飞力与他的中国学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龚咏梅

  2013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化系荣休教授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先生喜逢80大寿。从20世纪60年代起,孔飞力就开始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研究,90年代又转向研究中国海外移民史。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其中国学研究向来以眼光独到、识见精深、常领风气之先而著称。

  追溯中国近代社会如何“脱胎换骨”是其研究主线

  孔飞力早年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是第二代美国中国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不同于第一代,他秉持这样的中国史观:近现代以前的中国社会虽然衰落但并非停滞不前,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新形式从内部产生。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不断积聚新因素,不断从内部传统出发,迈向现代的过程。他反对用“王朝循环论”或“冲击反应”论来解读中国近代史,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自身的延续性、再造性和坚韧性。笔者认为,追溯中国近代社会如何“脱胎换骨”(即脱于传统之“胎”,竭力改换近代制度之“骨”),是孔飞力半个世纪中国学研究一以贯之的主线,此说亦得到孔飞力本人首肯。

  由此观之,孔飞力的学术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表博士论文开始,直到80年代中期,研究1796—1864年清朝地方军事化、清王朝衰落及太平天国运动、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等问题,是谓中国社会的近代“胚胎”孕育和“胎动期”。孔飞力分析了中国社会自身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环境,传统国家权威的衰落和绅权的扩张。第二阶段,从80年代中期至1990年,孔飞力通过对清宫档案的解读,出版《叫魂》。此书解析了1768年发生在乾隆朝的 “叫魂”妖术案件,意在剖析近代脱胎于怎样的一个“母体”。叫魂危机揭示了传统中国之“受困扰社会”特征和官僚君主制架构。第三阶段,90年代以来,孔飞力分析“现代国家的起源”,考察从魏源到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史演变,总括性地讨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换骨”问题。第四阶段,90年代中期以来,孔飞力将目光转向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孔飞力认为,海外移民史脱于国内移民史之“胎”,海外移民史与近代以来的商业化、城市化相关,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史发生在近代以后,是近代发展的结果。

  注重对中国原始档案的运用

  孔飞力的中国学研究尤以眼光独特为人称道。其成名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对“叛乱的敌人”即镇压太平军的各种武装的分析篇幅远远超过了对“叛乱”本身的分析,这一视角在太平天国运动史研究中可谓独树一帜。他从社会史角度分析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地方军事化对中国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中国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一研究充分体现了60年代美国中国学研究受年鉴学派影响所产生的社会科学化倾向。他的另一本著作《叫魂》,在对史料的选择、运用和解读上更让学者们发出“学问原来还可以这样做”的感慨,孔飞力以敏锐的眼光发现这一清宫档案的不同寻常,运用新文化史的研究路数,将史料的丰富意蕴以“说书人”的方式演绎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孔飞力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他在研究中讲求概念的精细分析,对易于混淆的概念必首先下力澄清。他在其1964年的博士论文《太平叛乱时期的中国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中,首先对“民兵”和“军事化”这两个常被混用的术语进行辨析。在海外移民史研究中对“文化资本”、“历史资本”、“儒家资本主义”以及所谓先验的“中国性”等概念的辨析,都极见功力。此外,孔飞力还十分注意中西方语境的差异,反对不加区分地在中国史研究中简单套用西方学术术语。他在1991年的一篇题为《公民社会与体制的发展》的文章中对美国学界运用 “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来解释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变迁提出了批评,并质疑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范式是一种哲学目的论,其与历史学家探究真实的历史描述差异甚大。孔飞力治学严谨还体现在他十分注重对中国原始档案的运用,《叫魂》一书正是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宫档案而成的力作。从准备博士论文(1964年)到正式发表(1970年)用时6年,之后20年才有《叫魂》问世,12年后出版《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慢工出细活”的著述风格再次体现了他治学之严谨。

  重视理论范式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孔飞力的中国学研究,还体现了美国中国学研究重视理论范式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的特点。以理论和解释见长,已成为美国中国学的显著特色和优势。例如,孔飞力早年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大量运用了社会学的阶层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以及政治学关于权力和政治结构的理论。他关于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研究,运用了历史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的范式。

  孔飞力不仅是一个有着严谨理性的学者,而且是一位有着浓厚人文精神和强烈现实关怀的学者。他对清末起义书生领袖钟人杰抱有深切的同情。他曾亲口对笔者说:我是喜欢钟人杰的,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官逼民反是值得同情的。孔飞力认为,“归根结蒂,我们最大的激情,就在于将意义赋予生命——尽管这种意义有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孔飞力还是一位开风气之先、不断超越自我的学者。他曾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反对“冲击反应”论。进入90年代,孔飞力转入海外移民史研究,他的海外移民史研究所跨时间长、空间范围大,在同类研究中实属罕见,体现其一贯的年鉴史学派特征和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研究将中国史与世界史相融合的新趋向。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